对上述案件的处理，笔者有如下不同意见：

    首先，作为一个民事争议，房开公司与黄某关于“若买受人未及时返还银行贷款，导致出卖人承担担保责任的，出卖人有权以原房款收回买受人所购房产，……”的约定明显偏离了民法公平公正的原则。我们可以设想，如果该约定具有约束力，那在20年的还贷期内，黄某不能有一点差池，哪怕是最后一期逾期，房开公司均可依据该约定主张解除合同，根据法律对解除权成立后各方权利义务返回至约定前状态的规定，买受人必然会遭受重大利益损失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

    其次，我国民法总则及合同法对解除权的规定有明确的分类，即裁定、法定、约定三种。本案中黄某与房开公司的约定虽无解除字眼，但就其实体效果而言，应认定为约定的单方解除权，但法院却认定因黄某违约，房开公司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，适用合同法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判决解除该合同，明显属法律适用错误。并且，黄某的月供逾期也仅是对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》中的相对方银行违约，此违约是以银行发放贷款代黄某支付购房尾款为前提的，由此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中房开公司的合同目的——取得房屋销售款已经完全实现，黄某的行为不可能构成预期违约或根本违约或履行不能。

    再者，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法理对民事诉讼构造的诠释，每个民事诉讼案件有且只能有一个诉讼标的，即法律关系。本案判决解除的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、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》虽有关联，但合同主体不一致，本质上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法律关系，因此本案的审理和判决已违背了诉讼构造的基本原则。此外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，一定是合同主体才可以主张或行使的权利，本案由原告房开公司主张解除《个人购房借款合同》，应属于主体不适格，法院支持其诉请，同样是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。